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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河山阙》　董贻正 薛传钊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　2015年8月

　　【内容简介】 

　　他们生于1930年代的中国，他们出身中产家庭，考入清华大学，是当时的学界精英，而他们曲折的经历就是现代中国史里面激情燃烧岁月的一章，他们的际遇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；年幼时即随父母流离颠沛，在上海租界求学追求进步……他们曾距离大师们如此之近……他们，见证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。本书作者亲历抗战，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学与大学，受业于中国最知名学者，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动态、学习与社会生活等作了详尽的描述，是难得的史料。 

　　【作者简介】

 

　　董贻正，男，1931年间月出生于上海市，汉族。1948—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电机系。

　　薛传钊，女，原籍广东中山，1930年生于上海，年幼时随父母逃难，流离颠沛，辗转数年。抗战胜利后，在广州培道女中念完高中。1949年夏从香港飘海北上，考入燕京大学社会系，1950年转入清华大学经济系。

 

　　【目录】　　

　　从十里洋场到故都清华园

　　

　　我家踏入上海滩之路/002　　父亲剪影/006

　　儒家范式的家庭教育/013

　　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“左派”朋友/017　　外婆家原系大家族/019

　　小嬢嬢是新四军/022　　十里洋场少年时/026

　　从手心挨打到银盾少年/027　　我知道的八百壮士/030

　　亲戚中就有汉奸/032　　虎头蛇尾的奴化教育/035

　　租界里的生计/037　　租界里的中学生活/039

　　旧上海的少年阅读/042　　战争阴霾下的课余生活/045

　　中学同学的不同人生路/046　　抗战胜利啦！/048

　　亲见国民党丧失人心/050　　离延安更近了/052

　　我成了“赤化嫌疑分子”/056　　开始了进步的道路/057

　　大江东去晓光始/059　　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/062

　　用“单戈士”的笔名向进步报刊投稿/067

　　1948，我要考大学/069　　马桶上听到录取的消息/071

　　一路向北/073

　　

　　辗转半个中国的迁徙与逃亡

　　

　　最早的家教/076　　从未团聚过的家/078

　　入读武汉圣约瑟女子学校/082　　被战争打乱的童年 /086

　　初次闻到火药味/088　　我家成了难民转运站 /090

　　热闹非凡的难民之家 /094　　战争中的桃花源 /098

　　像上班一样躲警报/100　　边境小城印象/104

　　德归医生治好我的黄病/108　　再次踏上逃亡之路/110

　　荒山生活要自给自足 /113　　锡是怎样炼成的？/116

　　矿山里的学习生活/121　　父亲自制“咖啡糖”/125

　　战争中的大家庭/128　　长途跋涉到玉山/137

　　难忘的六年级/143　　日军打到浙赣铁路，再次逃亡/146

　　与“鬼火”相伴的住地/153　　初次接触洋文化/160

　　战乱中难忘的春节/163　　跟着难民继续大逃亡/166

　　掷垒球训练/175　　见识了民族风情/178

　　山沟里的机场/180　　去重庆/182　　闯进卫戍司令部/189

　　15岁挑起家中的担子 /195　　自建小茅屋/200

　　小茅屋落成 /203　　进了南开暑期班/206

　　抗战胜利，狂欢之夜 /208　　李四光是我的推荐人/210

　　李四光镇不住势利眼 /211　　振济中学，一场虚惊/213

　　附注：抗战历史参考资料/218 　　

　　 【书摘】

　　

　　从十里洋场到故都清华园

　　董贻正

　　

　　我是1931年12月生于上海，祖籍浙江宁波。1936年8月上小学，还不到5周岁；以后上初中、高中，直至大学。1948年报考大学，报了3所，都被录取，于是北上清华，1952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对国民党从期盼到失望，接触到进步思想，参加了学生运动；新中国成立前在清华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—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，因此就成了离休干部。1994年办了离休手续。

　　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“左派”朋友

　　父亲一生也历经坎坷。从我们懂事时起，就曾先后两次入狱，一次是日寇占领上海时，上文提到过；还有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父亲的《三代简史》里没有提及。但说了这样一件事。抗战胜利了，被日本没收的大中染料厂非但没有立即归还，相反，重庆来的“劫收”大员又蓄意抢夺，欲归为己有。经过父亲两年多的交涉，才收回厂房，复工生产。此时被拘押，是否与此有关？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，此事真相就不得而知了。

　　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。抗战胜利时，我突然看到了房间墙上挂起了蒋介石的大幅戎装照，这才知道他多年来一直隐藏着。蒋介石代表正统的国民政府，私藏蒋介石的戎装照片，这在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是有很大风险的。回想起来，他遭日寇逮捕时，传说他和“重庆”方面有联系的说法，倒也有几分可信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看到国民党的腐败，他也经常叹息。因此对我们参加学生运动也未加阻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才知道过去几位金融界、外贸界的老朋友还是地下党，现在记得他曾提起过的有徐伯昕、陈其襄等人。徐伯昕曾和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书店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在上海与郑振铎等人创办《民主》周刊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，发行管理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，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等职。陈其襄曾任我姨夫包述传所在钱庄的经理，还任过上海生活书店总店发行主任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、中国花纱布总公司经理、商业部局长等。我父亲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他们影响。

　　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《民主》周刊，从2021-03-07创刊以来，就每期都往我家寄送。对我来说，正好是多了一份精神食粮，《民主》是每期必看。

　　《民主》周刊的主编郑振铎，是一位进步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、文学史家、翻译家，也是国内外闻名的藏书家。在抗战时期的上海，他为抢救古籍等文化遗产，阻止珍本外流，做出了杰出贡献。抗战胜利后，我曾看到过在上海《文汇报》连载的《西谛书话》，就是他对一些古籍的评论随笔。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，文化部副部长，2021-03-07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，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。《民主》的编委都是当时知名的进步学者，如马叙伦、周建人、许广平、董秋斯、罗稷南等，沈钧儒，沙千里、史良、闵刚侯四位名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。这是一份非常明显的“左倾”刊物，经常报道一些被国民党封锁的真实信息。如“重庆较场口事件”“六·二三下关事件”“李公朴、闻一多被杀事件”以及国民党搞“假谈真打”的阴谋等，《民主》都及时做了真实的宣传报道，所以被国民党视作眼中钉，出版还不到一年一个月，就被迫停刊了。

　　父亲从旧时代走来，走过飘摇诡谲的混乱年代，一直坚持到20世纪末。从上海滩十里洋场出场，历经了清末、北洋、民国、日伪政权、新中国等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历史阶段。在起起伏伏的人生里，他有努力有坚守，有坚持也有隐忍，有聪慧有智慧更有寂寥。他思想开明，眼界开阔，但性格却内敛，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又能与这个世界保持融合。打太极写毛笔字，他以儒家思想武装和劝慰自己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应该算是“内心强大”的那一类人。我的人生已有80多年的经历，现在才开始参悟他，可却未必能了解他十之二三。

　　外婆家原系大家族

　　我妈妈张文澍是鄞县人，现在宁波的鄞江区。外婆家比较有钱，在宁波的情况我不清楚，但到上海后，当时在闸北有一整条弄堂、好几十栋楼房都是外婆家的。外公我没见过，早已亡故，所以没有任何印象。

　　当时的闸北不是租界，离市区较远，小学时，我们去外婆家，都要打电话召出租车。那时上海最有名的出租汽车公司是祥生出租车公司。祥生的老板黄祥生也是宁波乡下人，13岁跑到上海来谋生，开始在饭店里打工，做招待，做了10多年才开始做出租车业务。祥生的发展与崛起，也是当年一个上海淘金梦的圆梦过程。祥生电话号码是40000，非常好记，当年取“四万万同胞”之意。

　　外婆家对年幼的我们是另外一种乐园，回外婆家也就成了一件乐事。

　　在闸北时，外婆家的房子同我们成都路宝裕坊的房子面积差不多，不过就是他们是一家住，我们则是几家合住，可见外婆的家庭情况很是宽裕。可惜，抗战时，外婆家整条弄堂的房子都毁于战火，外婆家搬到城里，离我们成都路住处不到一站路。但住房面积要小得多，不到100平方米了。

　　外婆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，虔诚的佛教徒，逢到佛教的重大节日，都要到寺院去烧香许愿，这一点和祖母很像。

　　外婆家族的亲戚也多，很热闹，可能因为条件稍好，加上外婆的和善，所以氛围也好。我们小孩子特别喜欢到外婆家去。

　　外婆育有两子三女，我母亲是老大。在三个姐妹中她文化程度最低，用现在的话她就是全职太太。我母亲信佛，但没有外婆那样虔诚。她虽然成长在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环境中，但她操持家务却崇俭戒奢，这也是很多宁波人的家风，无论多么富足，家风却一脉相承。

　　我夫人李璀明祖籍也是宁波，幼时家境也很好，同样秉承这种风格。我岳父李大耀，新中国成立前是美孚公司宁波地区的“大班”，他们住的江北岸清泉坊4号，1号、2号是蒋经国住的，新中国成立后被海军接收了。后来我夫人回宁波时，想去看看老家，但弄堂口的警卫不让进了，因为有海军首长住着。我岳父1964年病故，我们把岳母接过来赡养，晚年，她得了老年痴呆症，1986年病故。

　　我们兄妹5人结婚，都是从简办理，不事铺张。母亲从来没有提出什么要求。母亲宽厚待人，邻居或亲友有困难时，她都乐于相助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她积极参加里弄和工商联组织的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，丝毫看不出年轻时出身之类的问题。所以，直到我妹妹学校的红卫兵找到家里大闹之前，上海的红卫兵并没有为难他们，可见她身上应该是找不到“富贵人家的小姐”的特征或习气。

　　母亲对子女教育不骄不宠，我们兄妹5人，没有一个是在上海上大学的，她都高高兴兴把我们送走。我们兄弟也各自独立，有一点可以预见：即使没有政治运动，我们也不会成为“啃老族”。

　　1962年，我小弟贻诚北大毕业。那时我们3个兄妹都已留京工作，母亲也已年逾花甲，健康也大不如前，内心确实是希望小弟留在身边，但听说小弟要留校考研究生时，她在同爸商量后，仍然支持小弟进一步深造。

　　1963年，小妹贻直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了，这是我家兄妹中最后一个大学毕业生了。但妈仍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要求照顾的意见，最后小妹也留在外地工作了。

　　“文革”后期起，她长期卧床，爸也年逾古稀，家里确实有很多具体事务要我们子女承担，但她始终没有向子女所在单位提过任何要求。从1958年起，一直到1982年妈妈临终时，24年间，我们兄妹5人没有一个能长期侍奉身旁，和父亲一样，她老年时，成为一个“多子女的孤老太婆”。思念及此，我们兄妹们都感到内疚。